編者注：時代的匠人走了。今天是他離開的兩周年。他帶領之下的蘋果公司，有過非常輝煌的時刻——每一次蘋果產品的發布會都讓公司股票漲勢沖天，最高峰時蘋果股價能到每股 702 美元，一甩追趕者成為全球最有價值的公司。他所創造的 iPhone 和 iPad，不僅改變了人們消費的浪潮，甚至重塑了人機交互背后的文化圖景，讓我們重新思考：人和機器究竟應當如何共生。
今天《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And Then Steve Said ,‘Let There Be an iPhone’，詳述了第一代 iPhone 發布前后的歷史性時刻：焦頭爛額的工程師，從未順利過的發布彩排，甚至只有一百臺 iPhone 出廠的情況下，每一臺都還有著截然不同的各種差錯……喬布斯如何扭轉了局面，讓這一驚世的產品問世？我們將原文編譯如下，分為前后五個部分，此文開篇，是為第一部分。
從 Campbell 去往 San Francisco 之間 55 英里的通勤路程，恐怕是世上最怡人的一條通勤之路了——它毗鄰圣克魯斯山脈（Santa Cruz Mountains）的東面，順著宏偉而空闊的 280 號州際公路（Junipero Serra Freeway）向前延伸。它還是觀看一位硅谷創業大亨測試自己法拉利跑車性能的絕佳場所。不過，美中不足的是，在這里很難接收到手機信號，說是信號最差的地方也不為過。對 Andy Grignon 來說，它卻因此成為他和自己各式想法獨處的理想之地。
其實從 Campbell 到 San Francisco 并非 Grignon 常走的通勤路線。他是蘋果的高級工程師，因此在蘋果位于 Cupertino 的總部工作，而 Cupertino 鎮則位于 Campbell 的西邊。通常來說，他早間只需驅車 15 分鐘，就能到達 Cupertino 的辦公室。今天，則是個例外——他得趕去看老板 Steve Jobs 創造歷史的場面。
那是在 San Francisco，蘋果的 Macworld 大會即將召開。在這之前，果粉們已經苦苦哀求喬幫主多年，希望他把通話功能加入 iPod 里，這樣他們就不需要再在出門時往口袋里塞進兩個設備了。Grignon 知道，喬布斯今天就會滿足粉絲們的這一愿望。所以他今晚會和一幫同事們一起，在會場附近的酒店過夜，然后在第二天早晨 10 點左右的樣子，和世界上所有人一起，見證喬布斯發布他的第一款 iPhone。
可是，當 Grignon 一路驅車向北時，他感受到的情緒并非激動，并非欣喜，只有無法掩蓋的恐懼。他想到，過去硅谷所有的新品發布會不都是事先錄制好的嗎？為什么寧愿選擇被糟糕的網絡情況和手機信號破壞歷史性的發布一刻，喬布斯仍要堅持現場直播發布？

但對于喬布斯來說，這是無可置疑的選項。現場直播的發布甚至成為了他魅力來源的一部分——每一次產品 demo 的發布會上，幾乎沒有人能從中挑出任何微小的瑕疵，喬布斯就是如此成功。只是人們不知道，像 Grignon 這樣的幕后工作人員，承受了多少心理壓力。
Grignon 是負責 iPhone 基帶部分的高級經理。這是一項巨大的責任。哪怕如今的手機可以有各式各樣眼花繚亂的功能，但它最最根本之處，還是得能收聽電話，而電話也就是一個可以雙向通信的無線電設備罷了。Grignon 掌管的基帶部分正是讓 iPhone 可以真正成為一部電話。如果 iPhone 無法撥出電話，或者是無法連上藍牙以及 Wi-Fi，那么 Grignon 就得為差錯負全部責任。作為 iPhone 最早期的工程師，Grignon 已經將他兩年半的時間——通常是一周七天，都花在了 iPhone 項目上。
Grignon 也是 iPhone 發布會彩排團隊的一員，但他幾乎沒有看到喬布斯分毫不差地完成 90 分鐘的發布彩排。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發生，而即使是在喬布斯已經排演了五天之后，在最后一天的彩排上，iPhone 依舊在不斷掉線、失去網絡連接甚至直接死機。
“在最初的幾天里，我覺得能參與發布會的彩排實在太酷了，就像得到了一枚榮譽勛章一樣，”Grignon 說，因為只有非常少數的人被允許參與彩排，“但很快興奮的情緒消失，一切變得艱澀起來——我很少看見喬布斯會徹底地心煩意亂，但一旦這種情況發生了，他就會扯著嗓子嚴厲地沖我喊‘是你毀了我的公司！’或者‘如果發布會失敗了，一切都怪你！’”
回想起來，Grignon 說，喬布斯當時真的太緊張了，而他自己則感到無地自容。他和剩下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如果現場演示真的出了什么狀況，喬布斯是絕對不會把責任歸咎于他自己的。“當時的情況就像是我們已經排演了 demo 幾百遍，可每一遍總有狀況發生，感覺很差。”Grignon 說道。
這次的發布和彩排都是蘋果公司的頂級機密，從周四起到接下來的幾周結束，蘋果包下了整個 Moscone 會展中心。發布會舞臺的后臺，搭起了一個四平米多的電子實驗室用來擺放和測試 iPhone，實驗室旁邊則搭了一間休息室，讓喬布斯可以在沙發上休息。然后蘋果公司在整棟建筑幾乎每一扇門前都安置了保衛人員，24 小時看護著門里的機密不被泄露。如果沒有喬布斯親自核準的工作人員 ID 卡，是不可能進入到這棟建筑的。但是喬布斯對泄密這件事情如此在意，以至于他甚至希望進入到這座建筑的工作人員，從布置展臺到負責音效的人，都睡在樓里不要出去，直到發布結束。他的助手制止了他。

Grignon 知道，這場 iPhone 不只是一場普通的產品發布會而已，但可能很難有人預見這場發布會會是蘋果公司多么輝煌的未來的一個起始點——在隨后七年的時間長河里，幾代 iPhone 和 iPad 幾乎成了硅谷歷史上最重要的發明，它們改變了平庸的手機產業，為軟件工業提供了巨大的盈利平臺，從 2008 年開始平臺上的 app 已經產生超過 100 億美元的營收。它們還改變了數十億美元的個人電腦產業，如果把 iPad 銷售額也算進筆記本電腦銷售額之列的話，蘋果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 PC 制造商。去年一年 iPhone 和 iPad 的出貨量是兩億臺，是全球范圍內汽車出售量的兩倍還多。
更重要的是，這兩款產品的影響不僅僅在經濟上，它們甚至變革了文化圖景。蘋果的創新引起整個行業重新思考人類與機器交互的可能性，不只是簡單地用手指取代鼠標，而是讓智能手機成為人類大腦的延伸。它們還改變了人們接收和處理信息的方式，把書籍、報紙、手機、錄音機、照相機、錄像機、指南針、電視、VCR 和 DVD、PC、游戲全部裝進人們的口袋里。我們在校學習的方式、醫生治療病人的方式、旅行者出門旅游的方式，都在為其所改變。最后，媒體和娛樂界也在摸索一條全新的出路。
然而，今天我們面前的蘋果，卻已臨十面埋伏。2007 年 Google 發布 Android 系統之后，它就成功地擊敗了 iPhone，達到成為智能手機和移動設備霸主的目標——2010 年時 Android 徹底火了，拿下全球智能手機市場 80% 的市場，蘋果手機市場份額跌落至 20% 以下。類似的趨勢也發生在了 iPad 身上：2010 年 iPad 占有平板電腦市場 90% 的份額，而現在，60% 的市場份額屬于 Android。
最讓蘋果的粉絲們著急的，不是這家公司無法給出未來將走向何方的答案，就像 Tim Cook 在 2011 年 10 月份喬布斯逝世后接下蘋果的重擔時那樣，大家擔心的不是 Cook 無法成為合格的繼任者，而是沒有人能成為繼任者。喬布斯還在蘋果時，蘋果就像一臺創新機器一樣，每隔三到四年就能迸發出數不清的革命性產品。他曾告訴他的傳記作者 Walter Isaacson，他的下一次革命即將到來——他要改變傳統電視工業，可 Cook 并未使這一理想成真，甚至蘋果的投資人也開始明顯地失去信心。
以往，每一次蘋果產品發布會都能讓蘋果的股票漲勢沖天，但是 iPhone 5c 和 5s 發布會之后，蘋果股價滑落了十個百分點。一年前，蘋果股價在最高峰時期能到每股 702 美元，使之成為全球最有價值的公司。可是如今，股值已經從頂峰滑落 25%。
其實將任何人與喬布斯相比都是不公平的。在 Cook 成為蘋果首席執行官的兩年間，他就一直試圖讓喬布斯明白，他不可能把蘋果帶向喬布斯所希望的方向，只能帶向 Cook 所能帶領的方向。這一點其實無需言說，當你知道 iPhone 是如何成為 iPhone 后，你就會明白，它創造了甚至不存在的用戶需求，這樣的創造者是無法被效仿的。

事實上，第一款 iPhone 發布前后，經歷了不少曲折，你甚至很難相信 2007 年 1 月份的喬布斯，竟然下了如此大的一個賭注，一個沒有多少勝算的賭注。喬布斯要向世界發布的，不只是一款蘋果公司從未嘗試過的新式手機，而是他在過去幾月中的實驗室，幾乎無法正常運轉的手機。但他想，即使這臺手機在發布會后的六月份仍然無法正式對外發售，他也要讓全世界知道其實手機是可以做成這樣的，引起人們對這種手機的期盼。
要讓這臺手機更完善，喬布斯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一條完整的生產線還沒有被建立起來，而目前僅生產出的一百臺 iPhone 也質量不一，有些 iPhone 的屏幕和塑料邊緣之間有著明顯的縫隙，有些則在屏幕上有明顯的磨痕，運行在 iPhone 上的軟件更是充斥著 bug。它可以播放一部分的音樂或者視頻，卻無法不停頓地順暢播放全部。你可以很順利地用它來發送一封郵件，然后上網瀏覽其它信息，但你一旦將兩者順序顛倒一下，機器就可能徹底罷工。
最后，經歷不停的試驗和錯誤之后，iPhone 團隊的工程師終于做出了一條“the golden path”，這個詞工程師們的行話，就是用很特殊的指令和渠道，來完成一系列安排好的任務，讓 iPhone 發布時能看起來像是流暢運行的一樣。但喬布斯，還是命令自己的工程師們不到最后一刻不能用這個辦法，他希望 iPhone 最終可以像普通手機那樣正常運行。
可直到發布會當天，需要調用 Grignon 所負責的基帶的軟件部分還是在出 bug，控制 iPhone 內存的軟件同樣在出狀況。并且，沒有人知道喬布斯所要求加上的額外電子設備，會不會使上述的問題變得更嚴重。
要加上這些電子設備，是因為喬布斯希望他在臺上拿著 demo 手機演示時，背后的熒幕上可以投影出手機屏幕上的變化。如果是其它的公司，可能就從演示者頭頂打一束投影就行了，但喬布斯無法忍受這么做帶來的糟糕效果——因為他的手指也會出現在屏幕上，他覺得這簡直會毀了整場演示。所以他讓工程師們花上幾周的時間，在 demo 手機的背部裝上了額外的電路板和視頻線，視頻線跟投影儀相連，當喬布斯點擊 iPhone 日歷應用的圖標時，他的手指不會出現在屏幕中，但是大屏幕上卻會出現日歷應用點開后的樣子。這讓全場觀眾都驚呆了，因為看起來就像每個觀眾自己手拿一臺 iPhone 在操作。可是，為了讓這額外要求的裝置運轉流暢，iPhone 又多了好多問題，并且一時間難以判斷問題根源在哪。
同時，當時 iPhone 里用于接收 WiFi 的基帶的軟件部分也十分不穩定，最后 Grignon 和他的團隊不得已將手機接入舞臺內部的線路中，以擴展手機的天線，這樣無線信號就不用傳輸太遠。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得避免觀眾和他們搶著用同一個 WiFi 源，以免演示手機的速度過慢。“但即使 WiFi 的 SSID 可以被隱藏，不在觀眾的筆記本搜尋 WiFi 時暴露出來，”Grignon 說，“這個場中仍有 5000 個知道如何入侵到這條信道的 nerd。”Grignon 最好只好把 AirPort 軟件偽裝成只工作在日本 WiFi 頻段下，因為日本的 WiFi 使用的頻率在美國是禁止被使用的，這樣現場的 nerd 們即使搜索到也會認為這個 WiFi 是無法使用的。

但 Grignon 和他的團隊最沒把握的事情是，確保喬布斯可以在臺上順利地打一通電話。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確保信號足夠強，然后祈禱。他們征得了喬布斯的同意，無論現場的信號到底多強，他們都讓 iPhone 顯示有五格信號。雖然在喬布斯用演示手機撥打電話時基帶崩潰的概率很小，但難以保證全場 90 分鐘的展示不會出現基帶崩潰的情況，“因為我們不想讓觀眾發現基帶崩潰了又重啟，所以我們就只好用代碼讓它顯示有五格信號。”Grignon 說。
可這一系列的補救都沒能解決 iPhone 最大的一個問題——一旦它同時啟動了多項任務進程，就會耗光內存，不得不去將它重啟之后才可以繼續演示。為此喬布斯帶了一堆的 demo 機上臺，以防止這個問題的發生。如果有一臺機器內存運行得太過緩慢，他就會用下一臺，給第一臺重啟的時間。但是當 Grignon 知道喬布斯有多少項展示計劃，他又泛起了對展示項目過多導致失敗可能性過大的擔憂。即使前面的演示全部不出問題，也一定會在最后一個壯觀的場面當中掛掉——因為喬布斯計劃在同一臺機子上同一時間運行 iPhone 全部的頂級功能。他會播放音樂、撥打電話、撥打一個電話的同時打出另一個電話、向第二通電話的收聽者 email 一張照片，為第一個通話對象在網上搜索些什么東西，然后再回到播放的音樂中。
“我和我的同事們都對最后部分的演示捏了一把汗，”Grignon 說，“那些手機中一共只有 128MB 的內存，并且由于運行的軟件全部沒有開發完畢，所以這些 app 都顯得十分臃腫。”
而就像眾人所知的那樣，喬布斯很少會讓自己陷入如此窘迫的境地，他以解決問題能手的一面為世人所熟知，能夠強力地推動員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他永遠有備用方案，有 Plan B，可以在意外狀況發生之前重新拐向一條安穩無虞的道路。
可是，對于蘋果公司來說，iPhone 是他們所做的第一次全新的創造，公司中所有的人都圍繞著這個項目團團轉，根本沒有 Plan B 存在的可能。“外界猜這一次有可能發布的是 Apple TV 或者 iPhone，”Grignon 說，“如果這次喬布斯只是帶著 Apple TV 去了 Macworld 展會，發布了一個可以將 iTunes 運行在電視上的設備，那么全世界都會說：‘真見鬼！這是什么東西！’”
想到自己職業生涯當中最關鍵的一刻可能會十分慘淡地收場，Grignon 的胃開始疼起來。直到 2007 年，Grignon 可見的職業生涯都是在蘋果或者和蘋果相關的公司中度過的。1993 年當他在愛荷華大學念書時，他和他的朋友 Jeremy Wyld 重新編寫了 Newton MessagePad 的程序，使之可以通過無線連接連上網絡。雖然最終 Newton 沒有成為成熟的產品，但它仍被視為第一代主流的便攜式手持電腦，而他們的成果也一舉轟動業內——他們因此在蘋果公司都得到了一份工作。Wyld 進入了 Newton 團隊，而 Grignon 則在蘋果著名的 R.&D. 實驗室（先進技術團隊）工作，研究視頻會議技術。

2000 年的時候，Grignon 離開蘋果去了一間由前蘋果軟件開發工程師建立的公司 Pixo，為手機和其它小型設備搭建操作系統。當 Pixo 的軟件最終在 2001 年內置到 iPod 中時，Grignon 發現自己再次回到了蘋果。
得益于在 Pixo 工作的經歷，Grignon 熟練掌握了兩項出視頻會議技術以外的技能：一是有關計算機基帶傳輸設備（Wi-Fi 和藍牙）的，另一項則是在類似手機的小型電子設備中運行軟件。Grignon 開始走向和硅谷大多數軟件工程師截然不同的世界。他想，這些工程師從未想過為什么他們的代碼會占據硬盤如此大的空間，或者是使芯片出現過載現象。
在筆記本和臺式機的世界里，硬件的性能很強、可更換并且廉價，硬盤驅動器甚至處理器也可以以廉價的方式升級，電腦的電源還可以插入插座。但在 Grignon 所從事的內置軟件領域，所有的硬件都是不可更換的，如果代碼太過龐大那么軟件就將無法運行。同時，設備中的電池還很小，只夠一臺筆記本支持十幾分鐘。因此，當 2004 年末 iPhone 項目開始時，Grignon 有了毋庸置疑的參與這個項目的能力。
而那個時刻，iPhone 發布的前夕，他卻從心底里感到疲憊了。他因為這個項目體重上漲了 50 磅（約為 22 公斤），他甚至面臨著來自婚姻的壓力。整個 iPhone 團隊都發現，開發一臺 iPhone，是和開發一臺個人電腦以及 iPod 完完全全不同的事情。“這件事情是如此的激動人心，”Grignon 說，“它會成為蘋果公司發布的 next big thing 的想法鉆入了每一個人的腦海。所以蘋果才會把這么多聰明過人的人擺放到一個擁擠、狹窄的角落里，讓他們在重壓和各種瘋狂的事情之下，創造奇跡。”
值得一提的是，喬布斯也是“迫于群眾壓力”才決定要做一臺手機的。差不多從 2001 年 iPod 發布開始，喬布斯就與蘋果核心高層探討這個話題。理由再明顯不過：郵件、電話、音樂等功能都是消費者要的，要是能只帶一臺設備，誰又愿意帶兩臺三臺呢？但是，每回喬布斯和高管團隊深究該 idea 的各種細節時，發現難度極大，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務。當時手機配備的芯片和帶寬并不足以支撐人們用手機上網或下載音樂和視頻。郵件在手機上是個極不錯的功能，但可惜 RIM 的黑莓正迅速霸占該市場。
而更重要的是，喬布斯不打算和任何一家運營商合作。在當時，由于網絡由運營商把持，手機廠商免不了要和運營商合作。而喬布斯這個有名的控制狂是根本無法聽命于運營商的。蘋果甚至還在 2003 年考慮過收購摩托羅拉，但很快高管們得出結論：對蘋果而言，這筆收購實在太大了。（兩三年后兩家公司也有過不成功的合作。）

到 2004 年秋季，手機廠商和運營商的合作變得省事些了。Sprint 開始考慮以批發的形式出售其無線帶寬資源。這就意味著，蘋果自己可以扮演運營商的角色，也就是所謂的“移動虛擬網絡運營商”。蘋果可以開發自己的手機，同時也不怎么需要和運營商打交道了。而喬布斯任職董事的迪士尼已經在與 Sprint 就該業務展開談判，在思考蘋果是否也要采用相同辦法的喬布斯趁機問了許多問題。2006 年，在經歷一年多談判后，蘋果終于和 Cingular（后被 AT&T 收購）簽下合同。一年多的談判，聽起來不易，但與打造 iPhone 比起來，完全是小巫見大巫。
許多高管和工程師一開始都認為，做手機就相當于做款縮小版的 Macintosh。然而，在 2005 和 2006 年間，蘋果設計并打造了三款 iPhone 的早期版本。參與該項目的某員工稱，蘋果當時研發了六款 iPhone 的原型機，每款都有自己的硬件、軟件方案、及設計上的微調。因為研發過程太折磨人，團隊里一些精疲力竭的成員在 iPhone 上市后不久就離開了公司。“這和人類首次登月一樣，”該項目的關鍵高管之一 Tony Fadell 表示，“在一個項目里，不懂一些東西對我而言是很正常的。但在研發 iPhone 時，要你弄懂的新東西多的驚人。”
喬布斯打算在 iPhone 上運行 OS X 的修改版本。但是，之前從未有人試過在手機芯片上裝進像 OS X 那么巨大的程序。iPhone 的系統需要瘦身成通常大小的十分之一，數百萬行的代碼要被抽掉或是重寫，工程師也不得不模擬芯片的速度和電量損耗——到 2006 年才出現了實際可用的芯片。
在此前，也從未有人試過把多點觸控屏幕用在主流電子消費品上。電容觸摸技術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就出現了。而電容式多點觸控——用戶可同時用兩個或多個手指觸摸，每個手指都可被單獨識別——就要復雜得多。這方面的研究從 20 世紀 80 年代就開始了。不過，iPhone 屏幕的研發和量產都要大筆的資金投入，膽量也一樣。而后面的步驟之復雜，讓可用原型的誕生都變得極為昂貴：把上述技術“隱身”于玻璃，讓它智能到可以顯示帶自動更正的虛擬鍵盤，讓它成熟到能可靠地在屏幕上擺弄圖片和網頁。能制造多點觸控屏幕的生產線僅有寥寥數條，當時消費電子市場通常都采用壓力感應屏的方案（用手指或觸控筆摁），而就算 iPhone 的多點觸控屏幕易于制造，蘋果的高管團隊也不確定他們炮制出來的新奇特性就是消費者想要的，比如虛擬鍵盤和點擊縮放。

早在 2003 年，就有幾位蘋果工程師琢磨出來了如何把多點觸控技術應用在平板上。“坐在馬桶上時也能看郵件，喬布斯想要這么一款設備。”iPhone 項目最早期的工程師之一 Joshua Strickon 說，“但事實是，設備的續航還不足以拿出去用，也找不到有足夠圖形處理能力的芯片，讓它變得真正有用。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琢磨。”在 2003 年加入蘋果前，Strickon 為他的麻省理工碩士論文特地做了一款多點觸控設備，但因為蘋果無法就如何處理他和其他工程師做出來的原型達成共識，Strickon 在 2004 年離開了公司——他以為蘋果不打算使用該技術了。
Tim Bucher 是蘋果眾高管當中最推崇多點觸控的那位，據他的說法，當時的一大難題在于，原型機所用的 OS X 系統是為鼠標而非手指操控設計的。“我們在 10 或 12 寸屏幕上使用迷你版 Mac 的操作界面…然后啟動有不同多點觸控手勢的 demo。在其中一個 demo 里，鍵盤從屏幕底部升起——和兩年后發布的 iPhone 的鍵盤差不多，但它一開始并不漂亮，簡直是一團糟。”
甚至少有人把多點觸屏技術置于新手機的核心地位，直到 2005 年中期喬布斯開始大力推動這個 idea。Tony Fadell 回憶道：“他說，Tony 你過來一下。我們在做這么些東西。你怎么看？你覺得我們能用它們做成一臺手機嗎？”他提到了喬布斯上手的一個 demo：“它真的很大，差不多占了整個房間。天花板上裝了個投影儀，Mac 的屏幕被投射到三四平方英尺那么大。然后你用手指在 Mac 屏幕上點來點去，或是在上面畫畫。” Fadell 知道有多點觸屏原型的存在，但并不了解細節——它是 Mac 團隊的產品，而 Fadell 領導的是 iPod 部門。“于是，我們都坐到了一起，很嚴肅地開會討論：有什么是我們能做的。”
把這個巨大原型大幅度縮小并順利生產——Fadell 對此深表懷疑。但他也清楚，自己是無法對喬布斯說不的。他于 2001 年以顧問的身份加入蘋果，助力打造了初代 iPod，并躋身成為蘋果的超級明星。這一地位可不是在棘手技術難題面前膽怯的人物能夠得到的。到了 2005 年，iPod 銷量暴漲，而這可能是蘋果最重要的產品線歸年僅 36 歲的 Fadell 領導。

“我知道如何實現，”Fadell 說，“但知道是一回事，把滿屋子特有的、一次性的部件，以經濟且可靠的方式變成上百萬臺手機大小的版本，又是另一回事。”任務清單之長，光是想想就夠讓人吃不消了。“你得找到能把這技術做到玻璃里的的 LCD 廠商；你得把他們生產線的空檔找到；為了不讓像素元件在觸摸屏上產生各種噪點，你還得琢磨出相應的補償和校正算法。”“光是研發觸控屏幕就是個完整的大工程。我們嘗試了兩三種制造工藝，最后才找到能量產的可行辦法。”
他們需要一個移動版 OS X 和研發多點觸控屏幕這兩件事，仍然能算是還在蘋果能力范圍之內的。沒人能比蘋果自己更勝任重新思考和設計 OS X 的工作。另外，蘋果對 LCD(液晶顯示屏) 廠商也很熟悉，別忘了它已把 LCD 裝在了每臺便攜電腦和 iPod 上。手機硬件對蘋果才是個全新的領域，而他們也直到 2006 年才知道自己對這個領域知之甚少。蘋果為測試 iPhone 通訊天線設立了專門的測試房間和設備。它還有用某種粘性物質填充的人腦模型，用以模擬人腦密度，來檢測使用這手機會受到的輻射強度。一位高層判斷，為研發第一代 iPhone，蘋果花費了超過 1.5 億美元。
在立項之初，喬布斯的預期就是研發一個有觸摸屏的，運行改良版 OS X 的 iPhone，就像他最后在真正發布 iPhone 時的那樣。但在 2005 年，他也并不知道達到這步到底要花費多長時間。蘋果內部第一版 iPhone 原型確實很像喬布斯后來在第一代 iPhone 發布會上開的那個玩笑，一臺把 iPod 觸摸式轉盤換成老式電話轉盤的能撥號的設備 (如下圖)。
第一版 iPhone 原型確實很像這樣，就是一臺有通話模塊的 iPod，用 iPod 的觸摸式轉盤來撥號。Grignon 說：“其實這個也很容易能推向市場，但它對比我們今天所能擁有的設備，一點都不酷。”

而蘋果在 2006 年初時的第二版 iPhone 原型就和最終發布的比較接近了。它有了觸摸屏，用的改良版 OS X，但它通身是鋁制的。喬布斯和蘋果設計大神Jonathan Ive都很為它感到驕傲。但因為他們都不是無線通信的專家，他們并沒意識到這樣做設備只能成為一塊漂亮的磚頭。金屬屏蔽信號的能力很強。Phil Kearney，一位在 2008 年離職的前蘋果工程師，當時得和蘋果另一位通信專家 Rubén Caballero 一起向喬布斯和 Jonathan Ive 這兩人解釋，這樣信號是穿不過去的。這份解釋是很費勁的。大多數設計師其實都是藝術家，(物理等) 學科教育有限。但這些人在蘋果又很有話語權。他們會發問“那為什么不能開幾條縫隙讓信號穿過”，這又得花費一番功夫告訴他們為什么這樣也不太行。
蘋果當時的一個管硬件的高層 Jon Rubinstein 還說，大家也花了很長時間討論 iPhone 應有的大小。“當時我被要求做出兩種型號 - 一個是和 iPhone 現在這般的大小，另一個可稱為像 iPod 那樣大的 iPhone mini。我會理解成一個是智能手機，一個是不太智能的設備。但我們并沒在小型 iPhone 上有多少牽動力，要做好這些項目，你真的只能全心朝一個方向執行。”
一方面是得面對困難重重的多維度技術問題，而另一方面因喬布斯嚴苛的保密機制，即便 iPhone 團隊每周 80 小時超負荷工作，他們也不能向任何人說他們正在忙的項目。如果蘋果發現團隊里有人向自己朋友甚至是配偶透露了項目情況，那就只能是開除了。在某些時候，一個經理想要某位員工加入這個項目時，在沒說這個項目是什么之前就得先在辦公室對這次談話簽署一份保密協議。在被告之項目是什么之后，再簽署一份項目的保密協議。

蘋果曾經負責 iOS 的高管Scott Forstall說當時他們在開發 iPhone 的樓里，門上對內貼的標識是 fight club，因為搏擊俱樂部中第一條規矩就是你不能和任何人談及搏擊俱樂部。喬布斯當時甚至不會從外部找人來做 iPhone 項目，他給 Scott Forstall 的權利是可以從內部抽調任何人。于是 Forstall 在找人時會把他們帶到自己辦公室，和他們說：“你在你現在的職位已經是超級明星了。我有另一個項目想讓你參與。但我現在不能告訴你它是什么。我只能說加入這個項目意味著你得放棄無數個周末，你得比現在還要努力工作。”
一位早期的 iPhone 團隊工程師還說，他最喜歡的部分就是供應商在第一代 iPhone 發布后的反應。當時給 iPhone 產 Wi-Fi 模塊的 Marvell，還有產藍牙芯片的 CSR 公司，都不知道真正的供貨項目是 iPhone，他們都以為是新一代 iPod。這位早期工程師說他們給了假的電路圖和工業設計圖紙。蘋果在保密措施上是一致的苛刻，甚至員工出差時都有可能讓他們偽裝成另外公司的雇員，尤其是對 Cingular 這樣的運營商 (注：Cingular 是當時第一代 iPhone 發布時的首家合作運營商)。Grignon 說這種偽裝最提心吊膽的是，你得注意不要讓招待人員意外地看到帶有蘋果公司標志的各種勛章。
喬布斯對于做好保密工作近乎狂熱。一個最明顯的體現就是公司被條塊分割為一塊塊森嚴禁地。非 iPhone 研發人員嚴禁踏入。Grignon 說：“他非常喜歡區塊化。但這卻害苦了大家。大家都知道公司里有個‘搖滾明星’。但當你知道這個明星明明和你同在一個屋檐下，卻硬生生被隔絕在玻璃門之后，你無法窺視。這感覺非常糟。”
即使 iPhone 項目內成員也嚴禁交談。硬件工程師是沒辦法看到軟件的。當需要軟件做測試時，他們得到的僅限于偽代碼，不是真貨。同樣，對于軟件工程師，硬件測試也僅限于模擬器。

另外，除了喬布斯任命的幾個核心成員外，Jonathan Ive 位于二號樓一層的辦公室是嚴禁踏入的，因為里面有 iPhone 的原型機。這批原型機周圍可謂警衛森嚴，以至于一些員工都以為如果未經許可進入的話，門上的讀卡器將直接報警。“很奇怪，因為你很難避免路過。它就在公司大廳旁邊，被一扇金屬質地的大門隔著。時不時你會看到大門打開，打開后你極力伸長脖子窺探。但僅此而已，你沒膽再越雷池一步，”一個大學畢業后第一份工作就在 iPhone 團隊的工程師如是說。Forstall 說，有些實驗室夸張到需要你先后進行四次身份驗證。
觸碰喬布斯的底線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明明一次正常的討論最終卻演變為你爭我吵，怒氣，吼聲，沖天。一些吵的精疲力竭的工程師選擇了辭職，但回去小睡幾天冷靜之后變依然回到公司。Kim Vorrath 是 Forstall 的一把手。她吵完回辦公室時，曾經氣到狠狠摔門而入。于是門壞了，她被鎖在里面。同事花了一個多小時才把她弄出來。“當時我們都站在旁邊，”Grignon 說。“部分感受是有趣。其余則參雜各種滋味。”
2007 年 1 月 9 日，iPhone 發布會現場，喬布斯如是引薦 iPhone，“對于這一天的到來我已經盼望了兩年半。”然后他舉出多則故事款待觀眾，用例證告訴他們消費者都是如何討厭他們現有的手機。當然，最后他都通過 iPhone 把這些問題一一解決。
Grigong 和其他幾位蘋果員工也緊張地坐在觀眾席，此時的喬布斯正在用 iPhone 播放音樂和視頻片段，展示其優美的屏幕。之后他打了個電話，炫耀其重新發明的通訊錄和語音郵件。他發了一條短信和一封郵件，展示在 iPhone 上用觸摸鍵盤打字是如此簡單。他滑動瀏覽了幾張圖片，展示通過二指操作圖片的放大縮小是如此簡潔。他用 iPhone 的瀏覽器瀏覽了紐約時報和亞馬遜的網站，試圖說服觀眾瀏覽體驗和 PC 幾乎一樣優秀。他在 Google Maps 上找到了星巴克，并當場用上面的號碼給星巴克打了個電話，以此證明想帶著 iPhone 迷路是沒門的。

最后，Grignon 不僅僅是解脫了，他是徹底醉了。發布會前，他事先買了瓶蘇格蘭威士忌來安撫情緒。“我們一行 5、6 個人，工程師或經理，大家一塊坐到了觀眾席的好像是第五排。老喬的 Demo 每完成一部分，負責這部分的工程師就會狠嘬一口。當最后部分結束時——前幾部分也幸運地挺順利，我們剛好干下這瓶威士忌的最后一口。這是我們幾個見過的最棒的一次 Demo。對于整個 iPhone 團隊來說，接下來的幾天全都是狂歡。我們整天整天地喝酒。很迷亂，但感覺非常棒。”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