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煙燒成“安魂曲”

北洋水師的鐵甲船都是蒸汽船，需要燒煤。而其煤炭供應商也是晚清公司在洋務運動中大名鼎鼎的開平礦務局。

1878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任命唐廷樞為督辦，開辦開平礦務局，上手就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先進機器，生產發展迅速，煤質十分優良，時雇用礦工3000余人。不過七八年時間，就發展為全礦工人17000多人，年產60萬噸，可謂是晚清公司的樣板項目。其所產原煤，不但供給北洋水師，還供給天津機器局、輪船招商局、上海江南制造局等，可謂洋務運動的能源中樞。

開平礦務局五槽（第五工作面）所產的燃煤“質量最好，西人有用其煤者，謂此乃無上品，煙少火白，為他國所罕有。”“煙少火白”這一點對當時的海軍極為重要，因為鍋爐燒煤就會有煤煙，而優質煤燃燒充分，排出煙氣較小。在茫茫大海上，滾滾煙柱極易被發現，而煙少則意味著軍艦在航行時更不易為人發覺。北洋水師各艦一向燒的是五槽煤———“天津東西兩機器局，兵商各火輪船概行燒用。”但到了1892年，一切都變了。

1892年，開平礦務局的創始人、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唐廷樞病故，開平礦務局督辦換人。如此重要的部門老總崗位，在晚清公司權貴眼里只是個大肥缺。原為醇親王奕譞侍從的張翼接手開平礦務局———這無疑是一個人際型管理者，能力平庸，但上面有人。

張翼上任后，再也不肯把最優質的五槽煤賣給北洋水師了。在張翼眼里，北洋水師不是一個好客戶，出價低、回款慢，優質煤賣給他不如賣給他人，而八槽煤（第八工作面）“渣滓甚大，局船兩相概不買用，天津存貨一千數百噸，貶價招徠，尚無買主”，正好抵給了北洋水師。這些劣質煤燒起來不但沒勁，而且殘渣煤灰極多，導致濃煙滾滾，對軍艦動力設備還損害極大。(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朝鮮戰發后，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三番五次寫信向張翼抗議：“包煤專備行軍之需，若盡羅劣充數，實難為恃，關系之重，豈復堪思！”而奴才出身、上面有人的張翼哪會怕“長毛出身、上面沒人”的丁汝昌啊，對丁的抗議置之不理。

直至黃海海戰臨戰前，丁汝昌還在為了煤的事與張翼反復扯皮：“邇來續運之煤仍多碎散，實非真正五槽。發極碎塊，恐足下亦未及周知。”

但悲哀的是，整個晚清公司，最終都沒能給臨陣沖鋒的北洋水師供給合格的煤炭。載著劣質的八槽煤，北洋出戰了。

現有史料表明，那些優質的開平五槽煤很可能是被日本聯合艦隊買走的。甲午戰后，曾有人因五槽煤賣往日本一事彈劾過李鴻章，但未徹查出結果。

這有煙與無煙煤的區別，在戰場上完全顯示出來了。1894年9月17日上午10點50分，日本聯合艦隊在大海中率先發現了北洋艦隊的滾滾濃煙，并根據煙柱情況判斷出此為北洋水師主力，從而積極備戰。而直到一個多小時后的中午12點，北洋水師才看到日本聯合艦隊的煤煙，從而緊張備戰。50分鐘后，黃海海戰爆發。靠著北洋水師的劣質煙煤，日本艦隊相比北洋多了1小時的備戰時間，讓日本聯合艦隊寬裕地排出了“單縱陣”陣型，就是利用該陣型，才將其火炮快速、艦船迅疾的優勢發揮到了極致。

就在北洋艦隊的水手們在警鈴聲中倉促緊急奔向各自戰位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已經讓日本水兵吃完午飯，甚至破例允許他們飯后隨便吸煙———“因為很快就要進行戰斗準備，進餐可以使精神徹底鎮靜下來，而且為了讓大家鎮靜，還允許飯后隨便吸煙。”

彈藥問題凸顯管理混亂

除去日常管理不當、訓練不到位、沒有做好戰略煤儲備外，北洋水師還存在諸多細節管理問題，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彈藥問題。

1894年7月，清、日外交談判破裂，雙方進入戰爭狀態。7月25日，豐島海戰爆發，濟遠、廣乙、操江三艦在承擔運兵任務時，遇到日聯合艦隊襲擊，濟遠艦被重傷、廣乙受傷后自沉、操江號被俘，日方僅吉野號受中度傷而已。豐島海戰規模雖然不大，但已經確確實實把戰火燒到了眼前———如果說之前晚清公司有些人還在想清日之間是否還有外交斡旋空間、海軍是否參戰種種猶疑問題，但豐島海戰之后，已經明確看到日本聯合艦隊的刀鋒了。面對如此迫近的硝煙，北洋水師主力艦隊雖忠勇愛國，但在管理上卻乏善可陳，依然用混亂、低效的管理方式前行，最終將自己送上了不歸路。

據統計，在“定遠”和“鎮遠”艦發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徑炮彈中，半數是固體彈，不是爆破彈。另據鎮遠艦上協助作戰的美國人麥吉芬回憶，在黃海海戰的最后階段，日本聯合艦隊本隊“向東南引退，我兩鐵甲艦即尾擊之。至相距約二三海里，彼本隊復回頭應戰。炮戰之猛烈，當以此時為最。然而，鎮遠射出六英寸彈百四十八發，彈藥告竭；僅余十二英寸炮鋼鐵彈二十五發，而榴彈已無一彈矣。定遠亦陷于同一困境”。諸多史料也指出，北洋水師之所以敗得如此慘烈，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彈藥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彈藥不足一說外，對北洋水師的彈藥問題還存在其他說法。

曾經在北洋水師服役的池仲祐在《海軍實紀。述戰篇。甲午戰事紀》中披露，由于天津軍械所的失誤，炮彈大小與艦炮口徑不符，導致了北洋水師的失敗：“而戰時子彈巨細，多與炮徑不符，則為天津軍械所之所誤也……艦隊赴領子彈，所發口徑不符者，運至艦，覺之已晚，臨陣不應手，所以敗也。”

近年又有人發現了當時北洋水師炮彈充足，但這些軍火一直被存放在旅順、威海基地的彈藥庫里。并由此認為，造成北洋水師在黃海海戰中彈藥不足的責任不在天津軍械局，而在北洋水師自身未攜帶足夠的炮彈上陣。

細究彈藥不足說、彈藥不合口徑說以及未攜足量彈藥上艇說，均可發現彈藥問題背后更折射出了北洋內部、外部管理的混亂問題。

黃海海戰爆發于9月17日，此時距離豐島海戰已經將近兩個月。不考慮之前的備戰時間，僅以此段時間計算，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里，北洋水師竟然沒有搞定炮彈問題。不管是進了一批錯誤口徑的彈藥，還是沒準備夠彈藥，還是未能把彈藥運上軍艦，都反映出了軍械彈藥管理環節的嚴重缺失。如果是彈藥不足，那軍需部門幾個月時間在做什么？如果是彈藥口徑不符合，那軍需部門又是怎么下的訂單？如果彈藥到位、也符合口徑，但沒有搬上軍艦，那更是不可理喻。

總之，敵軍壓境，北洋水師在未解決好彈藥問題的前提下，竟然就出發迎敵了。舉晚清公司之力，20年，數千萬兩白銀打造的鐵甲艦隊，就這樣上陣了。

反觀日本聯合艦隊，他們不但裝備了發射后不會產生濃煙的裝包棉火藥，還秘密使用了一種自己研制的彈頭裝藥———苦味酸炸藥作填充藥。該火藥為日本工程師下瀨雅允歷時3年研究所得，在日本軍史中被定名為“下瀨火藥”，1893年1月28日正式開始在日本海軍中換裝此種炮彈，此舉在當時世界都極為少見。這種炮彈具有一系列驚人的特性，首先炮彈的靈敏度極高，即使命中細小的繩索都能引發爆炸，而且爆炸后不僅會形成普通黑火藥炮彈爆炸時那樣的沖擊波和炮彈碎片，還會伴隨有中心溫度高達上千攝氏度的大火，號稱對鋼鐵都能點燃，這種火藥爆炸形成的火焰會像汽油著火一般四散流動，即使在水中都能持續燃燒一段時間。

換而言之，僅就炮彈這一問題，清日兩軍就已經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了，日方裝備已經勝出一個“代際”。這種裝備差異得益于日本公司內自主科研實力的長足進步，這與靠引進為主的北洋水師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區別。

后勤配套管理嚴重缺失

除去煤炭、彈藥等問題外，涉及到艦隊外部資源的配套管理更是嚴重缺失。

北洋艦隊當時主要的維修點有兩個，一是旅順口船塢，二是大沽口船塢。兩大船塢為北洋體系內的核心后勤維護機構，但這兩大后勤機構對北洋水師的維護極不到位。軍艦均設計有多個密封艙，如艦體一處進水后，可關閉漏水處密封艙，憑借其他未漏水的密封艙，仍可獲取艦艇整體安全。密封艙設計的關鍵在于“艙門橡膠密封條”要能起到密封的作用，能夠隔絕滲水。

可嘆的是，臨陣前，致遠號管帶鄧世昌曾多次提出“致遠號”水密門因橡皮墊老化，需要更新，但維修部門置之不理，最終臨戰之時，致遠號中炮進水后，海水迅速灌滿各艙室，“故該船中炮不多時，立即沉沒。”

除了“艙門橡膠密封條”這樣關鍵部件的缺失外，兩大船塢的維修能力更是遠遜日方。黃海海戰之后，日本艦隊也損傷嚴重，其松島、比叡、赤城、西京丸四艦受到重創，其余各艦均有不同程度損傷。但經過五天的修理后，日本艦隊便恢復了巡航能力，繼續出現在大清的海域之上。而反觀中方，直至半個月后，丁汝昌在與李鴻章的書信中猶在哀嘆：“時下各艦備炮破損三分之一，修復之配件尚未到達。平遠艦舵向運動不便也無榴彈炮彈，廣丙艦炮彈所剩僅60余發。定遠、鎮遠艦錨機破壞，起錨作業需時兩個小時，若遇風浪即便費時亦不得，完全修復工期難保……”

現代化戰爭，打的已經不是血勇之夫或一腔豪情了，如果沒有好的組織管理體系和后勤配套支持，不管將士多么勇敢，都難以笑到最后。僅僅4個月后，北洋水師于威海衛全軍覆沒，提督丁汝昌、總兵張文宣、定遠管帶劉步蟾自殺殉國，北洋海軍殘余艦船“鎮遠”、“濟遠”等4艦和6艘炮艇及全部軍用物資被日軍掠去。

甲午海戰至今已經100多年，面對滾滾黃海波濤，總有人不斷感嘆，如果北洋的軍費沒被挪去修頤和園；如果北洋水師買到了快速的軍艦，而不是被日本買走；如果致遠號撞沉了日方旗艦吉野號……

單論戰艦硬件，清、日雙方實力相當，清方甚至略強。但細翻檢，北洋的戰敗不是偶然所致，個別因素的改變，無礙整體大局的發展趨勢。但如在組織管理上不能真正秉承專業精神、管理細節到位，再多的偶然幸運，都無礙必然的最終隕落。